书声 | 学术之路：跨学科国际学者对谈集

《学术之路：跨学科国际学者对谈集》书影

[加] 白若云，[加] 陈利 编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

《学术之路》涉及二十位对谈嘉宾，包括几位青年学者、几位中生代学术新星以及几位相关领域内最资深的著名国际学者，其中有至少十二位学者曾分别荣获亚洲研究协会、美国历史学协会、美国社会学协会、美国法律史学会、城市史协会、社会科学历史协会等重要国际学术组织的最佳专著奖。在这些对谈中，嘉宾学者们或分享自己的出身背景、求学经历，或从自己的代表作出发谈论治学心得，或从不同的学科领域、研究方向、时代、文化和教育背景，以及不同的成长和学术经历，给读者展现过去半个世纪在历史学、比较文学、法律、社会学、性别研究、媒体研究等多个领域中，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问题和理论方法的发展轨迹和最新动向。

编者前言

第一篇 法律帝国与帝国法律

对话多伦多大学陈利

第二篇 从清史到全球史

对话达特茅斯学院柯娇燕

第三篇 变迁和流动的历史

对话杜克大学杜赞奇

第四篇 踏上历史研究的旅程

对话康奈尔大学杜乐

第五篇 四十年清史研究的学术人生

对话华盛顿大学盖博坚

第六篇 以性别研究作为方法

对话哥伦比亚大学高彦颐

第七篇 从微观史到全球微观史

对话哥伦比亚大学林郁沁

第八篇 从话语政治走向后维特根斯坦哲学

对话哥伦比亚大学刘禾

第九篇 法律社会学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改造

对话多伦多大学刘思达

第十篇 历史叙事并不排斥理论

对话耶鲁大学濮德培

第十一篇 媒体、性别和文化社会学的交叉研究

对话弗吉尼亚大学普勒斯

第十二篇 从边界解读现代国家的构建

对话马里兰大学宋念申

第十三篇 从细微处捕捉历史的轨迹

对话澳门大学王笛

第十四篇 版权与中国现代性

对话印第安纳大学王飞仙

第十五篇 经济、环境与历史的跨学科探索

对话范德堡大学张萌

第十六篇 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中寻找答案

对话耶鲁大学张泰苏

第十七篇 历史和性别研究的学术与修身

对话俄亥俄州立大学张颖 

后记 

陈利：

《文化、权力与国家》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三十余年, 然而它在今天看来依旧是一本重要著作。我最近重读了这本书, 因为我对布尔迪厄（Bourdieu） 的场域理论很有兴趣。我认为您这本书是在中国史领域最早引用布尔迪厄理论来探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行为的著作之一。您能否谈谈您是如何想到借鉴布尔迪厄的理论的?

杜赞奇：

布尔迪厄在80年代时深刻地影响了很多学者。80年代中期的时候, 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了两年, 每年教两门课。这两年对我影响深远, 而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我参与的两个读书研讨小组:一个叫“诠释”, 由研究文化的学者组成; 另一个小组叫“制度”, 主要参与者是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而我的一生都在这两种研究路径中间游走, 有时会强调文化, 有时会强调制度。它们也代表了我自己的方法论的两面。尽管我在那之前就读过布尔迪厄的一些著作, 但是是在“诠释”小组里, 我第一次读了他的《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s: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布尔迪厄之所以对我的研究有重要影响, 是因为我一直以来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构建理论框架。直到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读的大部分社会理论都还是使用结构或者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t）模式的。而我更关心的是时间的流逝如何影响了结构以及制度的形成和变化,使之成为被研究的对象。这也让我后来开始思考相关的问题, 例如“为什么史学研究对时间流逝的理论漠不关心?”以及“为什么那些结构主义理论要么对时间流逝的影响避而不谈, 要么就是简单地加以应用?”。而从80年代开始, 布尔迪厄曾试图揭示结构是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而发展演变的。例如他提出的“惯习”（habitus）这个概念, 而惯习的再生和延续是需要通过某些特定行为和活动来维持的。我后来在第一本书中应用的正是这个概念。在那本书的后记里, 我也讨论了可以用惯习来理解社会结构是如何再生的。惯习的表现就是, 即便人们的某些行为看似脱离了结构, 实际上也仍然是结构所影响的一部分。后来我也引用过他的其他一些概念, 如“场域”和“结构”等等, 但是他在此后便没再对我有重要影响了。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曾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讲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学部主任暨亚洲研究院院长。现任教于美国杜克大学。代表作有《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988）、《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1995）。

陈利：

我自己最近正在做关于清代司法场域的研究课题, 因此觉得他的理论对我很有帮助。比如, 根据他的分析, 包括国家在内的很多社会机构或者领域, 都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各方夺取资本的场域。并且, 不同形式的资源或者资本可以在场域内部和不同场域间流动, 也可以被利用、交易和政治化。传统中国司法体系或者场域往往被刻画成似乎是呆滞和静止的, 而借助布尔迪厄的理论分析, 我们发现清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和司法体系实际上充满了活力、竞争和动态的发展变化。我和一些同行谈起布尔迪厄的时候, 他们经常对用一个20世纪法国社会学家的理论研究中国史持保留意见。的确, 布尔迪厄的研究很少直接探讨中国, 尽管他在晚期著作中提到过一些中国的例子。除了早期少量研究非洲“前资本主义”的阿尔及利亚社会的著作外, 他后来的研究对象以法国或其他欧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为主。但是, 我觉得他的一些理论或者概念, 在被合理地重新定义后, 可以应用到研究更早的以及完全不同的历史场景中去。您在三十年前就开创性地将布尔迪厄的理论用于清末民初的中国史研究, 对后来的跨学科研究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您那本书之后, 也陆续有包括周启荣（Kai-wing Chow）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借鉴了布尔迪厄的场域等理论概念来研究帝制中国历史。

杜赞奇：

我同意你的想法。他在《区分》一书中阐述了不同形式的资本。我觉得这些理论的用处很大, 尽管他在分析这些概念时难免会有夸张的成分——因为如果要让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能与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等进行交换, 就需要我们假设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标准, 他有时可能会过分强调这一点了。有人说不同的事物之间可以通过以物换物的形式交换, 但是, 一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克莱斯勒公司的CEO之间有什么样的资本可以交换呢? 也许有吧。我记得布尔迪厄最初研究的是北非, 而他的一些最有趣的观察, 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前现代社会中的暴力和政治等现象有不同的性质和表现。我认为他的理论和概念类型对于前现代社会可能更加适用, 也应该会适用于研究帝制中国历史。我觉得你可以很轻易地区分历史上中国社会里的文化、象征以及政治资本。如果要探讨司法场域本身的话就更简单了, 因为在那时, 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下的资本作为一种价值衡量标准并不存在, 所以你并不需要找一个共同标准才能让不同类型资本间的转换成为可能。另外, 我们也可以考虑将传统儒生所持有的文化资本和那些有科举功名的文人（literati）所持有的象征资本区别开来。在科举制和其他制度性安排的影响之下, 儒家的文化资本虽然得到了强化却又被重组了, 其性质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曾经有个历史阶段,儒家文人可以正面挑战王权, 但随着前者的功名和社会地位即象征资本在科举制度下变成了朝廷的恩赐, 他们也就很难挑战朝廷了。而这个关于儒家文人的文化资本/权力（cultural capital/ power）的变化也是哈佛大学的包弼德（Peter Bol）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艾尔曼（Benjamin Elman）之间辩论的一个问题。包弼德认为帝制中国中后期的儒家文人仍然拥有文化权力和道德权威, 而像黄进兴等学者则认为康熙从儒家文人那里夺取了这种文化资本, 但后者还有象征性资本。但是如果儒家文人原本只有文化资本的话, 那么他们或许便不会还剩下象征资本。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法文版书影（1996）

陈利：

很高兴听到您对我们进一步探索和运用布尔迪厄理论的鼓励。我自己目前关注的是他提出的“司法资本”（juridical capital）, 也就是掌握和利用法律知识、专业技能以及司法系统本身的能力。在过去二十年对清代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中, 我得出的总体印象是, 清代司法场域内不但有多方参与竞争, 比如诉讼人、法律专家（幕友）、士大夫、绅士、朝廷以及皇帝等, 而且这种竞争经常是激烈的。在事关朝廷的合法性和权威时, 司法资本所涉及的象征资本便会成为竞争的重心。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乾隆皇帝自身权力和精力有限, 不可能认真审核每年成千上万件斩绞重案的案卷, 但他也要时不时地通过严斥或者严惩在个案中犯法的司法官员来维护朝廷的威信和掌控力, 而官僚势力和皇帝集权之间的张力也由此体现。

杜赞奇:

那么你认为在此关系下, 不同资本之间出现了怎样的博弈呢?

陈利：

例如, 在孔飞力的《叫魂》（Soulstealers）一书中, 很多他所讨论的案件实际上是由地方官员的司法幕友办理的, 而地方官往往只是在案件详报或者文书上签字而已。这些服务于官员并且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专家（当时称作刑名、钱谷幕友）, 虽然没有朝廷命官的官僚权威或者象征资本, 却有其法律专业知识所赋予的司法资本和影响力。因此, 清廷, 尤其是乾隆皇帝, 对这种可能导致政府失去对司法体系或者司法场域控制的趋势非常忧虑。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司法资本的法律知识、法律信息以至法律书籍的出版, 都成为了多方势力竞争的对象和场所。获得了司法资本, 还可以帮助一些人获得其他类型的资本/资源。

宋念申：

杜教授启发和激励了很多的史学后人, 而且您尤其善于在研究中结合经验材料和社科理论。您对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张力以及对话有怎样的看法?

杜赞奇: 

我们做这些事情经常是出于本能。不过, 如果一定要我对此有所反思的话, 我认为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要深入精准地分析某些行为是如何发生或者进行的, 而这需要一定的社科知识。其二是作为史学家, 我们也需要理解这些行为的实际影响或者后果, 对这些行为及其作用的分析将促使我们调整自己所使用的理论框架。这就是你要寻找的, 而为此需要大量的历史细节, 来证明你使用的理论框架的哪些方面确实有用。我觉得我自己的方法与历史社会学更接近, 因为我研究时既关注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结构, 也关注如何在历史现实中检验这些社会结构理论的有效性。要做到后者, 你需要大量的经验性实证。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2004）

陈利：

您在《主权与真实性》这本书中的分析似乎是对此前的著作在理论和经验层面上的延续, 并通过一个具体的实例研究来验证您的理论观点。能分享一下写作该书的目的和其中的主要论点吗?

杜赞奇：

正如有人说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这本书就好似《主权与真实性》一书的草图一样。前者这么受欢迎在我看来很有意思, 因为它是我迄今为止花最短时间写完的一本书。有时候写书或许只是写下你的想法就够了, 前提是它和你的终身教职不挂钩。而《主权与真实性》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展示为什么民族历史（national histories）不能和民族主义历史（nationalist histories）混为一谈。书的主题是我所谓的“东亚的现代”（East Asian modern）, 讲的是一些全球性的潮流和地区性的模式是怎样被某些东亚国家吸收和转化的。这样看的话, 这些国家也是世界浪潮的一部分, 而我选择用一个新词来表达这一点。这本书在理论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搞明白所谓的“东亚的现代”是否存在, 以及这其中是否存在着地区元素。

自那开始, 我继续在做关于区域性联系的研究工作。我不久前刚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和东南亚以及这种区域间网络的讲座。在十年前我也和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abastian Conrad）合著了一本讲东亚地区形成问题的小册子。从某种程度而言, 这有点像是一种布尔迪厄式的研究思路, 强调的是不同层面上的调整：全球层面代表的不是纯粹的“全球”, 而是地区性经历经过滤或者调整后的结果。

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要展示一个大规模的历史变化, 即伪“满洲国”所代表的是一种在欧洲帝国主义阶段后首个与之不同的殖民帝国统治形式。我觉得中国代表的是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全球政治秩序, 例如, 它不同于美式政治秩序, 它的每个发展阶段都与前一阶段有所区别, 并且每个阶段里都会出现由以往经历和新境遇一起造成的全新的权力形式和权力表现方式。而这些主要权力形式是对世界变化所做出的回应。我在《主权与真实性》里所讲的大概就是以上这些。

陈利：

您刚刚提到了全球史这个新发展趋势。我们知道有不少史学家已经加入了这个行列, 包括像韩森和柯娇燕等资深学者已经写过多本全球史的书了, 他们通常是从全球或者比较视角来写帝制中国的。您于2009年出版的《中国国家形成中的全球和地区》（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Formation） 是否可以被看作您与这些从地区转向全球视角的学者们进行的一次尝试性对话?

杜赞奇：

对话可能谈不上, 因为我对全球史的理解可能和其他人略有不同。我觉得全球史包括的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以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国家形式的全球化这个问题, 即世界各地如何开始采用相似的“国家”这个政权形式。这就是我在讲“地区形成中的全球性”时所想要表达的。我认为现存的全球史著作在方法论上还没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依旧选择用社会科学分析方法来理解和解释新、旧以及矫正后的世界体系, 不论它们是否有用或者错误。我认为这些社科分析可以更好地诠释这个世界是如何被联系到一起的。

就我所看到的来说, 现在多数研究都集中在一个制度或者商品在全球范围内是如何被多种力量所影响和改变的。我觉得康拉德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研究成果, 包括“地区”和“全球”这两个层面可以互相作为观察对方的媒介。这里的关键问题包括：什么方式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为什么有些东西可以风靡全球？这其中涉及哪些不同的层次和规模？我不敢肯定已经找到了在这方面令人满意的著作。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国》（Empire of Cotton）是近期出现的一本令人惊叹的全球史作品。这本书基本上讲的就是世界体系的早期形态以及战争资本主义等等。然而我不确定全球史学家已经在这方面找到了足够好的研究方法。█

编辑 | 王东宇

校对 | 黄格尔

审核 | 张喆、杨勇